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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正视银行高盈利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发布时间:2021-01-21 13:53:20 阅读: 来源:绗缝机厂家

郭田勇:正视银行高盈利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郭田勇(资料图)  银行“暴利”成为近半年来银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银行、学者、监管机构及至更高层都参与到这场年度大辩论中。  作为专注银行业发展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自然不例外。近日,郭田勇甚至把辩论的“战场”搬到了微博上。在这场辩论中,郭田勇被认为是认定银行存在“暴利”的一方。  不过,银行是否存在“暴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围绕银行“暴利”问题,郭田勇已有不少见解见诸报道,但近日郭田勇仍就此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里,郭田勇向记者娓娓道来,梳理了他所有的见解、依据及其延伸思考。  “暴利”非简单数量界定  上海证券报:为什么银行的高成长性会引来舆论的大批判,都说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难道我们不应该乐见银行的高利润及高成长性?  郭田勇:“银行暴利”这个词最早来自网民,其实我个人也并不同意用“暴利”这个词。但为什么社会公众一直用这次词?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里更多的带有感情色彩,即公众对存款负利率、对垄断、对服务的不满,而非一个简单的数量界定。  事实上,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净资产收益率)就比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但为什么2011年人们才开始诟病其暴利呢?原因有二:  一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2010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四万亿投资作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你吃肉,我也能喝点汤,相安无事。  二是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负利率现象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受到质疑,同时银行ROE仍保持高位并继续提高。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反差巨大,呈现冰火两重天之势,你继续山珍海味,我却饿肚子,争议自然出现。  上海证券报:您得出银行目前高盈利的依据都有哪些?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而言,一个有怎样盈利水平的银行业才是健康合理的?  郭田勇: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或是技术壁垒,或是行政壁垒。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责。比如人们对乔布斯、马云、姚明等只有羡慕,没有嫉妒恨。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人们总在声讨。  应当承认,银行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比如我曾考察过的民生银行“商贷通”、北京银行“小巨人”、汉口银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贵阳银行的市民特色服务等,均具有创新内容与技术含量,因此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业也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  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目前,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经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  据了解,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利率改革时制订的利差水平考虑了让银行体系的休养生息,偏大1个百分点以上。目前,尽管银行业机构数量不算少,有一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更多体现在非价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受益很少。所以就体现了价格管制下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暴利”狂欢。应该说,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基本成熟,但一些人又以保持银行利润稳定增长、维护银行股价基本稳定、避免外资唱衰中国银行业为由,博弈央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盈利如何归于合理  上海证券报:此前您认为银行“暴利”问题要待证监会解决,意思是要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可否详细谈谈其背后的逻辑?目前改革的呼声颇为强烈,包括利率市场化,这些可视为银行利润率回归社会平均水平的根本吗?  郭田勇:很多人一说起我国银行的高利润,便将原因归结于高利差。其实我国银行的净息差水平不到3%,不是国际上最高的。比如美国银行业长期平均净息差在3.98%,比我们高得多,但为何不“暴利”呢?美国银行信贷在整个融资中占比不足1/3,而我们却高达80%。  可见,我国银行高盈利更主要的是跟间接融资主导的融资体制有关,因此我曾讲过,从根本上解决银行高盈利问题,要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不断扩大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来完成。  另一方面,利差高不是我国银行业高盈利的首要原因,但并不意味着不应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间接融资主导的东亚(如日本、泰国等),其利差普遍较低,而欧美则相反。因此,在我国间接融资主导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格局下,推动利率从市场化改革,或采取单边或双边加减息的方式缩减银行盈利是可行的。  当然,由于利率市场化会给银行经营带来压力,因此其前提应该是建立存款保险及金融机构破产机制。同时,利率市场化与放宽准入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如果利率不市场化,却大幅放宽金融机构准入,就会形成金融黑洞,大量社会资本会争先恐后进入金融业;同样,如果利率市场化而准入不放松,银行就有可能利用相对垄断地位反而导致贷款利率上升。因此,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需大幅降低。  上海证券报:在批判银行“暴利”的同时,可否谈谈股改后的几年,您眼里银行业的改变与成长?  郭田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国金融业是处于体系的恢复、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恢复和商业化改革、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建立及证券公司、政策性银行的组建等。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业一直作为经济改革、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手段,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部分承担了企业和社会转型的成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国政府大大加快了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关闭了大批有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重组了部分金融机构,加快了对大型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推进利率和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同时推动外部的金融法制、会计制度、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等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剥离处置不良、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在国家财政支持下,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公司治理逐步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和实力显著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能力日益增强,为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和金融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上海证券报:目前中国银行业在高利润的背后是否也在存在一定隐忧?应该怎样解决?  郭田勇: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大家都会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就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深渊。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从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当然,对监管者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短期来看,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并切断其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保持银行业适度盈利乃次优或无奈之选择。  上海证券报:从更长远来看,未来的金融改革更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郭田勇:回望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关注顶层设计的人少。从这轮有关银行“暴利”的争议中,我们已明显感到了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  因此,未来的金融改革也需做好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首先,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急需的是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一方面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二是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过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出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做好准备。三是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首先需要保护,其次才需要教育。应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该职能,不应由监管部门负责,更不能由行业协会负责。中国许多行业协会具有极大的寄生性,往往沦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  其次,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首先要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除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其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第三,加快票据、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让资金供需双方有更多的比较选择。  另外,还要加强金融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一是加强消费者保护,清理规范各种收费行为。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三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完善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形成金融监管合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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