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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交易与通胀的关系-【资讯】

发布时间:2021-07-15 12:54:04 阅读: 来源:绗缝机厂家

就中国1998年至2008年的情况看,依据相关指标变动统计,1998年至2003年,以及2005、2006年的独立扰动项均为负。按上述逻辑,这8年里,中国新增货币未全部被GDP增长所吸纳,还有产出以外的其他因素吸收了部分新增货币,减缓了通胀。实际上,这8年内CPI上涨率最高的年份为1.8%,还有3年是负增长,也就是通缩,最低为-1.4%。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在13.99%至19.58%之间,而实际GDP处于逐步加速增长的过程。

2004、2007和2008年的独立扰动项为正,而且正值还很高,说明各年新增货币全部被GDP增长所吸纳,而产出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加重了通胀。2005和2006年的扰动项负值很低,仅为-0.8和-0.1,近似于零,说明当年新增货币基本被产出增长所吸纳。相应的,CPI转为正值,逐年上涨,最高年份的2008年为5.9%。

对此,这11年的实际运行情况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起,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但由于当时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振的现象较为严重,各年新增货币量也并未能有效地转化成可以被统计在GDP中的现实投资和消费。多出的货币量之所以没有给CPI上涨形成助推力,是因为被GDP之外的渠道消化了。从2004年起,经济增长加速,除了消费支出稳定增长外,投资与外贸增长都非常迅速,这三支构成GDP的力量对每年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强,在对CPI形成上涨推动力的同时,CPI的真实上涨肯定还有来自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外的力量。尤其2007年和2008年超过4%的CPI,更能反映这一点。

令人感兴趣的是,独立扰动项所反映的“产出以外的其他因素”是什么。对此,笔者以为,以下解释不容忽视:

第一,估计影响最大的就是金融资产交易市场。由于金融资产市场交易不包括在GDP内,而随着中国这一市场的迅速扩大,对货币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大。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交易市场、债券市场、包括各类短期债务凭证交易在内的货币市场,无论是参与者,还是交易额,都在逐年快速扩张。尽管市场交易的价量有起有落,但在实体经济不确定性更大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货币供应量都在金融市场上流转,未能由虚拟系统进入实体经济。或者说,期间不景气的实体经济所未能吸纳的新增货币量,被留在了虚拟系统内。这种状态,不能不减缓一部分CPI的上涨。自2004年起,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膨胀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泡沫化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增强了CPI的上涨压力;另一方面,伴随资产市场高泡沫化而随时破灭的风险,也使该市场累积吸附的相当一部分货币,通过资产变现而转为现实购买力,从而有着释放货币甚至创造货币的效能,这就不能不助长了CPI的上升。

第二,现行中国的GDP的构成,按支出法核算,很多经济活动并未包括在内,特别是诸如房地产业以及其他新兴服务行业,以及非法“地下经济”(就连最发达的美国,这一部分的经济量也占到GDP的10%左右),从而使现行GDP的经济含量小于应有的实际活动量。而这些不构成GDP或者统计遗漏的经济活动,也吸纳了大量新增货币。由此,以现行GDP代表的“产出增长”对新增货币的吸纳量,很可能被低估了,这恐怕也是造成上述巴罗公式中的独立扰动项被高估的原因。

第三,由于中国现行CPI的统计核算口径偏小,比如,没有包含这几年迅猛增长的房地产价格,而使CPI代表的通胀水平,很可能相对于实际水平被低估了。

限于指标选择及其口径的关系,用中国现行GDP、CPI代替巴罗公式中的相关变量,无法完全体现巴罗公式的原意,以此来说明中国情况时,无疑就更粗略了。但这其中引伸的意义是,由于金融资产交易市场对货币具有吸纳和释放的效能,因而随着中国这一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任何忽视金融资产交易市场影响的货币政策,都可能带来越来越大的偏差,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预期功效。这还意味着,在测度、分析预计通胀水平时,仅仅考虑实体经济因素是不够的,必须重视金融资产交易市场的影响。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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